Meta與Nvidia凸顯全球AI政治日益複雜

科技界的新貨幣：許可權

人工智慧如今正受到不斷變動的監管規範所塑造。儘管創新依然至關重要，真正的挑戰在於適應對於「允許」行為定義的持續演變——無論是在硬體、商業交易、數據處理還是部署層面。到了2026年，科技界最珍貴的資產將不再是尖端模型或強大GPU，而是「經營許可」——這種特權可能在下單與收貨之間一夕消失。

監管風險成為首要考量

過去被視為例行公事的商業行為，如今充斥著監管風險。例如，Nvidia現要求中國買家購買其H200 AI晶片時必須全額預付，並且不得退款、取消或臨時更改。在某些情況下，抵押品或保險可替代現金支付。這些付款條件反映了新現實：監管不確定性已經成為經商的成本之一，產品甚至還未離開倉庫就必須結清貨款。

監管審查不僅限於硬體。中國商務部宣布，將審查Meta收購AI代理開發商Manus案，理由為需符合外資、技術出口及跨境數據轉移等規定。Manus雖註冊於新加坡，卻有中國背景，據報導其年化經常性收入超過1億美元——這既具指標性，也成為監管機構測試的範例。

背後的商業環境日益複雜，難以預測的監管變動正打亂高層規劃。「能否銷售美國晶片並實際交付？」或「能否收購有中國背景的公司並保有其資產？」等問題皆處於動態狀態。AI公司如今不僅要在速度上競爭，更要比拼抗壓韌性——即其策略能否經受住監管動盪的考驗。

晶片：從商品到合規挑戰

如果半導體仍被視為一般商品，Nvidia就無需像在販售受限物品那樣經營。H200晶片交易現已深陷於政治考量與供應限制之中。

雖然美中之間圍繞Nvidia晶片的爭端表面上是技術之爭，但它已經演變成一種以許可為基礎的制度，並影響庫存管理。Nvidia執行長Jensen Huang近期指出，中國客戶對H200晶片的需求「非常高」，促使公司加強供應鏈。不過據報導，中國當局已要求國內科技公司暫停新訂單，以便確定本土與進口晶片之間的適當平衡。中國企業已下訂超過120萬顆H200晶片，每顆約2.7萬美元，但Nvidia可供庫存僅約70萬顆。這正是政府政策直接形塑中國數據中心市場需求與技術格局的明顯例證。

監管變動的代價

Nvidia堅持預付貨款，在風險面前顯得更合理：該公司因美國出口禁令而剛剛沖銷了55億美元的損失。面對多重出口限制，若錯估監管風向，企業將被迫持有無法銷售的庫存。在傳統市場中，客戶失誤尚可補救；但在AI產業，誤判監管風險所付出的代價更為慘重。

中國也在收緊AI供應鏈的掌控。近期政策已將焦點從「哪些晶片可購買」轉向「哪些晶片可用於國家基礎設施」。2024年底，北京禁止外國AI晶片參與國家資助的數據中心專案，迫使早期項目不得不放棄或調整計劃。Nvidia在中國AI晶片市場的市占率從2022年的95%暴跌至2025年的零，凸顯監管變革的真實衝擊。

正如Huang在CES所言：「如果能收到訂單，那是因為他們有下單的能力。」據悉，Nvidia曾告知中國客戶，若北京批准，將力爭在農曆新年前開始交付H200晶片。

美國的監管動向同樣變化莫測。2023年12月，前總統特朗普宣布，Nvidia可在25%關稅及商務部監管下對中國出口H200晶片。但隨後即針對高階晶片銷售啟動審查，凸顯許可權定義變動之快。監管環境從未靜止，時刻都在變動中。

交易：技術轉移的新渠道

當晶片成為戰略資產，企業所有權也同樣重要。中國商務部正從外資、技術出口及數據主權等角度，審查Meta收購Manus案。Manus新加坡註冊及中國淵源凸顯現代企業結構的複雜性，但北京已明確指出，法律操作已不再能提供足夠保護。

Meta聲稱，收購後將不再有中國持股，Manus也會終止中國業務。即使這能讓美中兩國當局都滿意，卻引發更深層次的疑問：當標的資產不僅僅是軟體，而是一支團隊、一套系統，以及打造具現實影響力AI代理的專業能力時，究竟何謂「出口」？

這一趨勢顯示，AI收購案愈發被視為能力轉移，而非一般的併購——這些交易正成為各國政府欲加強審查、延遲甚至封鎖的對象。歐盟亦步亦趨，近期加強外國直接投資審查。2月10日前，監管機構將決定是否批准Alphabet以320億美元收購資安公司Wiz，或是啟動更深入調查，凸顯「AI堆疊」當中關乎雲端基礎設施信任的關鍵安全層。

數據：新的邊界線

最重大的監管變革鮮少以全面禁令方式出現，而是通過新定義、框架及時間表，迫使企業為未來限制提前調整。歐盟委員會的AI法案就是典型案例：對某些行為的禁令及AI素養要求將於2025年2月生效，通用型模型義務於2025年8月起實施，法案則於2026年8月全面執行，部分條款延展至2027年。企業要求延期時，歐盟明確拒絕暫緩，體現其堅決監管態度。

布魯塞爾也在檢視AI相關基礎設施。2023年11月，歐盟委員會根據《數字市場法》啟動調查，評估AWS及Microsoft Azure是否應被歸類為雲端運算的「守門人」。一旦雲端服務成為監管瓶頸，AI監管將不僅限於模型行為，還將涵蓋部署與訓練所依賴的基礎設施、數據與分發網絡。

在美國，監管不確定性主要圍繞司法管轄權。2023年12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機構審查可能與國家政策衝突的州級AI法律，包括那些可能強制揭露或改變系統輸出、被認為違憲的條款。這種標準化全國合規的努力，為企業帶來另一層監管不穩定性。

金融監管也在收緊。美國財政部的對外投資計畫現已限制並要求通報對敏感技術（包括AI）在特定國家進行的某些美國投資。「能否融資？」這一問題現已與「能否出貨？」、「能否擁有？」相互糾纏——三者都受同一套許可邏輯約束，只是機制不同。

適應規則變動的經濟體

AI正越來越多地被監管變動所定義，決策者意識到他們正在塑造新一輪全球權力的格局。合規已成為戰略要務，合約則是風險對沖工具，企業結構與地緣政治深度交織。未來的成功不僅屬於技術領先者，更屬於能持續適應、並在監管不斷轉型中茁壯生存的企業——他們對「你能做到嗎？」的答案將遠超不確定性。